作者：王正伦
《帝国的酒色》（代序）
看于丹读《论语》，就如同看Patrice Chéreau的情欲片，清汤寡水，以至于两性相悦的暧昧、幽曲和生气都不复存在；读易中天品《三国》，又好像看李翰祥的风月片，调情泛滥，太多的花拳、游戏、延宕。前者让你生生地举着，却怎么也射不出来，后者教你匆匆地泄了，又什么也想不起来，一个是永远没有高潮，一个是到处都是伪高潮。
弗洛伊德把艺术创作比作力比多的转移，如果以性爱作比，不仅读书如斯，写书亦复如是。男人第一次做爱，或者总是跌跌撞撞，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或者就是犹犹豫豫，到底虚晃了那一枪。等到而立之年，方可兼具激情、技巧、力度和耐性，既可以如庖丁解牛，掌握住每一个G点，又可以九浅一深，把控着每一次分寸。甚至横枪跃马时优雅、含蓄的前戏以及畅然一泄后绵长、悠远的温存都能面面俱到、游刃有余。
窃以为，于丹读《论语》，致命的缺憾，是抛弃了人物的上下文，结果活生生的经验，被剥离成孤零零的理论，易中天品《三国》，最大的不足，是抽离了历史的逻各斯，导致大历史的脉络，被演义成赤裸裸的权、术。
我第一次写书。既不是所谓的知名学者，所以，也不想像于丹那样肆无忌惮地读经，又不是当然的学术超男，因此，也不想学易中天那样天马行空地讲史，拙作《帝国的酒色》只是想从一个更为生活化的意象、元素——酒，去窥探一下一个阶层——“士”——的流变和心路历程。
先秦诸子百家，如孔子者，说到底都是“游士”的一种，与苏秦、张仪之流的纵横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各自用于游说诸侯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而已，但历史随着秦、汉的国家一统，封建、诸侯不再，“游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也必然遭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和下场。所以，潜伏着“游士”因子和气质的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乃至后世的李白），都不过一介“俳优”而已。
儒家正统与国家公器的亲密接触，终于酝酿出东汉以降的豪强政治，也就是所谓“士族”与“庶族”的泾渭分明、势不两立，以至于陈寅恪将魏晋易代看成是“士族”政治的卷土重来（易中天在《品三国》中也几乎照搬了这一观点），也就是曹魏政权、司马势力所各自代表的寒门与士族的话语权之争，以至于另一位学者周一良把曹丕、曹植的立嗣之争也做如是解读，但对此，窃以为还有以下疑点：
第一：曹丕篡位不久，就采纳陈群（士族）的建议，施行符合士族势力的“九品中正制”，果如所言，司马氏再迁魏鼎岂非师出无名？
第二：当初，司马懿、司马孚兄弟以及崔琰这些士族的代表们为何舍弃同类曹植，而转向异类曹丕？
其实，通过“唯才是举”等政令，曹操大行申韩之法（后世隋朝亦复如是），俨然是对儒家霸权的一次“拨乱反正”，以至于白居易、杜牧、王安石、苏轼等深陷其中的唐、宋党争，也可以看作是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的“意识形态”之争。当然，这之间也包含着儒家的自我放逐，如白居易、苏轼、柳永、唐寅。
春秋以降，百家争鸣般的文化繁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诸子百家永远是一个无法复制的辉煌，但魏晋之际，佛、道的兴起，也使得这个时期的思潮稍微活跃，比如当时的“才性论”，其实，也是在有意、无意地调和儒家和其他学派的矛盾，以至于魏晋的名士们，既可以标榜道德，又可以浮华豪奢，既可以身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心处江湖之远。所以，白居易、苏轼一脉相承的闲适人生，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变相发展。
这些多声部的变奏，其实又源出自孔夫子和儒家经典对于绝对理性的拒斥，中国哲学，尤其是原始的儒家学说，是缺乏本体论的，或者说对于本体论存而不论，所以，儒家的实用理性，决定了既有立嫡以长，也有立嫡以贤，同样，既有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义”，又有“有德者居之”的篡位理论。
孔夫子一方面自诩“宗周”，一方面又对武王“弑君”有所腹诽，所以，尧舜禅让，既是儒家敬仰的政治典范，也是王莽、曹丕、司马炎辈篡位的幌子，伊尹、霍光废立的榜样，也是司马师等废立的借口。在这一切历史的偶然和必然里，也充溢着“士”的理想、激情、失落和辛酸，酒也就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佐料。
就像男人总不能等熟能生巧、随心所欲的那一天，再开始人生的第一次，所以，书稿终于付印，却觉得到处是肤浅、疏漏、错讹，如同男人的第一夜过后，总是......
目录：
第一章：帝国的酒色
上下五千年，一部帝王史。其间，能被后人屡屡提及的，不仅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帝国或者盛世的缔造者，也有一干国破家亡的末代之主，一如殷纣王、隋炀帝、唐明皇、李后主、宋徽宗。
相较于前者，后者的共同点更多。按照古代的嫡长世袭制，他们都是“非典型”继承人，因此，他们之所以成为帝王，原本就是一种偶然。或许，这种先天性的基因匮乏，让他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九五之尊”时，大都有些“高处不胜寒”的惶惑。
也许是一种补偿，上苍又赋予他们另一种异禀，比如文人的才气和嗜好，除殷纣生活的时代久远无考外，隋炀帝、唐明皇、李后主、宋徽宗无不有诗文或者书画传世，而且在当时看来，无论是品位，还是成就，都大有可观，而且不乏开风气之先者。
此外，他们还都与酒色有关。
1、“两盏色媒人”
远古时代，大禹一语成谶，此后，以“酒”、“色”误国的帝王，就从未绝迹过，诸如殷纣王、唐明皇。但古往今来，从未有哪一个帝王和后妃，像殷纣、妲己这样被民间编排过。
妲己被诬为“妖”，杨玉环被奉为“仙”。与妲己一再被“妖魔化”不同，文人骚客们竟不遗余力、浓墨重彩出一个羽化飞仙的太真妃来，为此，甚至不惜“伪造”出杨玉环的“处女膜”。
2、“好一个翰林学士”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对于凡夫俗子们而言，哲学家的箴言也仅限于一种形而上的辩证，但对于南唐后主李煜、北宋道君皇帝赵佶来说，就是一个逼人的真实。
按照嫡长制的世袭传统，李煜、赵佶原本都和帝王绝缘，但是造化弄人，他们偏偏都捡到了一个“皇帝”的宝座，从此，二者娇弱的身躯，就要背负起一个残破帝国的命运，这注定是一场“戏终人散场”的人间悲剧。
第二章：酒徒的政治
汉朝的建立，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诞生，也促就了另一个时代的消亡。
“好酒与色”的刘邦统一天下，汉初的天下也像是一个酒徒的世界。曹参、郦食其，这些汉初的功臣们似乎都“被迫”与酒有关，但真正能享受其中乐趣的，恐怕也只有汉高祖刘邦。
1、刘邦的罪与罚
就像魏武帝曹操被后世称为“乱世枭雄”一样，汉高祖刘邦也一向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历史人物，但无论是被称为“流氓英雄”，还是所谓的“无赖皇帝”，嗜好酒色的刘邦都是历代帝王中少有的性情中人。
2、曹参其人
萧何置田保身，韩信谋反被诛，萧何、韩信的不同遭遇无疑都对曹参影响深远，何况他与韩信之间还存在着一衣带水的脐带关系。萧何百年之后，曹参成为第二位大汉相国，但他依旧谨小慎微，借酒自污，这与萧何置田赊贷的举止，殊途同归，一言以蔽之：不过是明哲保身而已。
3、“高阳酒徒”的时代
郦食其虽自称“高阳酒徒”，但郦生“嗜酒”的情节却鲜见于史册，“酒”也许只是郦食其矫名立世的一个道具而已。但郦食其之死，绝非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以游说诸侯而萌生于春秋，崛起于战国的游士，在秦末汉初完成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之后，就彻底消亡了。
第三章：饮酒、江湖、游士梦
西汉政府设太学、重选举，由此，非凭世袭，不惟军功，知识分子也可以凭借学识进入统治阶层,文学之士与国家公器的第一次集体“初恋”，就在西汉时期粉墨登场了。
“汉赋”，就是文学之士献给朝廷的第一封情书，矫情、狂放、汪洋恣肆，但又小心翼翼。也许，这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温存”，但“第一次亲密接触”，总是踌躇满志，即便是以落寞和忧伤作结。
先秦，“诸子百家”，尽管主张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游士”的一种形态，且都“以天下为念”。西汉统一后，以游说诸侯为生存之本的“游士”阶层——“纵横家”——赖以存在的土壤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曾经以天下为己志的诸子百家的后学们，不得不向以“治国”为主的官僚和士大夫阶层转型。
“诸子百家”注定是一种无法重现的“辉煌”。
1、“凤求凰”
汉赋大家有很多，其中，尤以司马相如、扬雄最为著名。相如、子云虽遭际不同，但又殊途同归，二人都是四川人，且均口吃，而善著书。
“凤求凰”的快意风流、“当垆卖酒”的“劫财、劫色”、“白头吟”始乱终弃，使得司马相如成为“文人无形”的典型代表，以至于他“谄事武帝”的“小人”行径都一再被后人忽略。
2、“大隐金门”
是“圣哲”，还是“滑稽”？其间的差距，也许仅在于一线之间。亘古以来，人间世的生存法则，经由老子发掘后，就绵延不绝；但东方朔又一语破的，其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政治生态，就再也难出其右。
3、“惟寂寞，自投阁”
和司马相如一样，扬雄也是四川人，二人都擅长作赋，且都由同乡荐于朝廷，并被授予郎官。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扬雄毕竟不是相如，所以，相如只能是他的榜样，他注定踏上另一条不归路。
第四章：酒·戒
《三国演义》甚至被看作一本“谋略大全”，其中，酒也是施展谋略的一个有效道具，“壶中乾坤”自然不容小觑。曹操好酒，但曹操颁行“禁酒令”，生杀予夺，都在一念之间；曹植也好酒，以至于他的“废”与“立”都与酒息息相关。
1、“禁酒令”的阴谋
“禁酒令”是那个时代“英雄所见略同”的一种社会共识，所以，颁布“禁酒令”的绝非只有曹操一个人，刘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曹操的“禁酒令”，徐邈默不作声，照喝不误，且步步高升；孔融，就“禁酒令”撰文与曹操辩难，却身首异处，即便是七岁的女儿、九岁的儿子也惨遭株连。
“禁酒令”，就像是一盘棋，彰显着曹操的“壶中乾坤”。
2、高贵的囚徒
职场如战场，但最惨烈的竞技场，还是帝国的宫闱之内，其间的“角斗士”，不只是后妃，还有一个又一个准太子们，魏陈思王植、晋愍怀太子遹都概莫能外。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有时候，酒就充当着那把看不见的飞刀，一旦出鞘，就见血封喉，杀人于无形之中。
第五章：酒隐的惆怅
东方朔、扬雄都预言，乱世中，当权者得士者存，失士者亡，所以,“野无遗贤”就是统治者自我标榜的“装饰品”。
魏晋时代，是春秋以来的又一个乱世，“竹林七贤”、陶渊明素有名士之望，即便不想建功立业，又怎能超然世外？
1、“竹林七贤”
司马相如、扬雄文采灿然，但终其一生,也无甚建树。毕竟，他们还生逢太平年月,“竹林七贤”从没有这般幸运过，他们必须在曹魏政权和司马势力间“站位”、表态，再无中立和沉默可言。
老、庄与酒，是“竹林七贤”的“注册商标”。庄子也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可以想见，“竹林七贤”的爱与哀愁，岂是一个酒字可以言说？何况竹林之游还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天。
2、“五柳先生”
虽然《晋书》、《宋书》都把陶渊明归于“隐逸”，但是，陶渊明自我标榜的“隐逸”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似的诘难。他对于仕途近乎决绝的疏远和逃离，难逃故作姿态、言不由衷的嫌疑，何况这一切都难掩他心底的那份不甘和落寞。
祖业的辉煌、儒学的熏陶，又怎容陶渊明澹然视之？
第六章：“梦回唐朝”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似乎证实“有道”时代来临了，这一切都蛊惑、膨胀着如李白、杜甫、杜牧们，但历史的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
1、李白的N副面孔
“纵横术”原本是一种近乎“实用主义”的工具，但李白把它当成了一种“终极意义”的目的。因此，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李白是幸福的，因为他一生只有一个目标，但作为“纵横家”的李白又是悲壮的，因为他从未接近过这个目标。
即使穷其一生、失去所有，都没能实现理想，但李白仍然是一个稀有的圣徒，而诗和酒就是他朝圣路上的“转经筒”：正是这诗与酒的变奏，成就着历史上的李白；嗜酒的李白，也给他的诗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2、一个贵族的背影
“杜牧之才气，其唐长庆以后第一人！读其诗词，感其愤时，与长沙太傅（贾谊）相上下。”
人生有两出悲剧，一出是万念俱灰，另一出是踌躇满志。杜牧体验着这两种悲剧，因为他的命运从未由自己主导过。因此，孤独时看山，寂寞时有酒，也许是他的常态。
第七章：菊花与酒
裘马轻狂、逸兴壮飞、辅弼天下，一度是激越、豪放的盛唐气象中的关键词，但“安史之乱”、“牛、李党争”接踵而至，时代精神在这一刻彻底扭转，“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成为中、晚唐的主色调。
“相看渐老无过醉，聚散穷通总是闲。”白居易就是这一转换的最好注脚，他一生的浮浮沉沉，诠释着“醉吟先生”的闲适旨趣，并俘获了欧阳修、苏轼、唐伯虎等一大批粉丝。
1、“醉吟先生”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论语》中有关的“仕”与“隐”之间的矛盾张力，始终困扰着后世的儒生们，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治世气象，让李白们仕进的雄心奋起，尽管李白以退为进，向往着曲径通幽。
其实，“治”与“乱”从来都是相对的，因此，“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也许就不再是一种“中庸之道”，而是一种最为真诚和切实的处境和心境，白居易恰到好处把握住这股潜流，当然，其间也许有着同样心惊肉跳的挣扎和无奈。
2、“东坡居士”
白居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处世哲学，经过范仲淹、欧阳修的践行和升华，终于在苏轼的仕宦生涯中进一步释放和张扬，这一人生伦理的核心就是“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
第八章：已经苏醒的寂寞
冯梦龙生于今日,无数次的名誉侵权关系，足以让他倾家荡产。在冯氏著名的“三言”、“二拍”中,李白、苏轼、柳永、唐寅都难逃被“恶搞”的命运，其中，尤以“白衣卿相”柳永、“桃花仙人”唐寅为甚。
1、“白衣卿相”
无论是“晓风残月柳三变”，还是“露花倒影柳屯田”，自诩为“白衣卿相”的柳永，到底不过是一个“江湖浪子”。
“出殡之曰……只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小说家冯梦龙毁人不倦,将柳永之死描摹地“凄凄惨惨戚戚”，而柳永的生平似乎也仅有“奉圣旨填词柳三变”相处流传。
2、“桃花仙人”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所著的《唐解元一笑姻缘》，又经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的再次演绎，“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威名似乎已经板上钉钉了。如地下有知，对于如上小说家言，唐伯虎不知是该含笑九泉，还是愈发抱恨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