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忧虑和讨论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二百年前就已经反复地被人提过了。

    今天许多的文学会议上都要谈到文学的消亡———文学阅读、文学创作能不能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能不能终结。一谈到这个，我就想到法国作家雨果在《论莎士比亚》中所说的一段话：“今天，有许多人甘愿充当交易所的经纪人，或者往往甘愿充当公证人，而一再反复地说：诗歌消亡了。这几乎等于说：再没有玫瑰花了，春天已经逝去了，太阳也不像平日那样从东方升起，即使你跑遍大地上所有的草原，你也找不到一只蝴蝶，再没有月光了，夜莺不再歌唱，狮子不再吼叫，苍鹰不再飞翔，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也消失了，再也没有美丽的姑娘、英俊的少年，没有人再想到坟墓，母亲不再爱孩子，天空暗淡，人心死亡。”

    这是雨果的回答。

    我还想到另一位大作家左拉，他有一篇文章叫《我的憎恨》，其中说道：“我憎恨那些高傲和无能的蠢人，他们叫嚷说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文学已濒临死亡。这些人头脑十分空虚，心灵极其枯竭，他们是埋头于过去的人，而对我们当代的生动而激动人心的作品，只是轻蔑地翻两页就宣布它们浅薄而没有价值。我呢，我的看法迥然不同。”

    这是左拉的回答。

    我为什么要引这两段话？因为这两个作家说这番话的时候，离现在已经接近二百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忧虑和讨论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二百年前就已经反复地被人提过了，这原来不是一个新问题。而两位杰出的西方作家，已经做出了回答———时间更是证明了他们的回答是正确的。

    有新的论点可能认为，我们今天的情况跟十九世纪完全不同———可是十九世纪的读者会说，我们十九世纪的读者面临的全部问题和十八世纪、十七十六世纪的完全不同！不言而喻，每个时期的文学都将面临着崭新的艺术形式、娱乐形式的挑战，于是每个时期都有人以为文学的完结是必然的。虽然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有了网络，有了电视，有了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和场所，什么时装展啊各种各样的戏剧啊，什么立体投影———昨天在同济大学就看了一场现代立体设计演示，漂亮极了———可是今天的人不要忘记，在过去，即便在古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仿佛比文字更有吸引力的娱乐场所艺术形式仍然很多，他们也面临着像我们一样的一个花花世界。有很多人被那些场所给吸引了，被那些艺术的形式给征服了，一度离开了文字和阅读。所以，当年也有那么多的人十分担心文学的命运，不断地提出文学死亡的问题。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和他们当年在比例和强度上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我们不要误解，以为只有今天的文学才面对了一个绝对强大、强大得不可战胜的对手。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在未来我看也不会有。因为文字的魅力，文学阅读的魅力，是不可取代的，永远不可取代。

    在真正的读书人那儿，如果找到一本非常好的书，就是最幸福的一个开始，打开这本书，生活中的其他仿佛都给驱逐了。好像再也没有其他乐趣，所有的陶醉和幸福尽在这本书里了。当看到书的一半时，兴奋和幸福也达到了顶点，他不断地被这些文字所营造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吸引，这些文字引起了他的无数想象———那种幸福和快感，远远不是其他艺术形式所能取代的。那是一种巨大的快感。当这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阅读者甚至还会产生出一种忧虑、害怕的感觉———担心这本书眼看就要读完了，他也很快就要从这个世界中走出来了———再到哪儿去呢？

    这就是文学阅读。你们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本书和这样的一次阅读？

    人这一生的文学阅读，就是一本又一本地着迷地寻找这一本书的过程。

    如果说文学的终结问题是不存在的，那么非文学的阅读是存在的：许多人把不同的阅读给混淆了，分不清哪些是文学阅读，其基本要求和条件是什么。有人常常问：我不是不愿读小说，但现在各种报纸电视传媒上有好多各种各样的事情，稀奇古怪的信息和故事太多了，我为什么还要读小说，为什么还要读文学作品呢？这种设问乍一听也有道理，实际上肯定不对。但要回答，就要指出何为文学阅读。

    其他渠道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信息，它对人构成的刺激，与文学完全不同。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首先给人以独特的语言的享受。其他方式的关于各种千奇百怪的事件和信息的传递，要以最明快便捷的语言，把事情传达清楚。而文学作品所要告诉读者的，无论是方式还是效果，都要复杂得多。每一段话、每一个意思、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一直到整个的故事，都被一个极有意思的生命重新抚育过了，所有的文字都与一个独特的灵魂、独特的性格携手而来，是使用“他”的语言讲叙和完成的。

    我们从第一个层面获得的快感，即来自语言，包括每一个标点的使用、词序的调度，于文字中蕴藏了无限意趣。它叙述这个故事的方法，它的整个形成方式，是非常迷人和有魅力的，并且让不同的人参与创造和想象。这种独特的审美快感，是惟有文学阅读才具备的。

    比如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与之相类似的故事在不停地发生，无论是昨天、今天和明天，都难以杜绝这一类的故事。可是由于托尔斯泰用他自己的方式述说出来，就产生了特别的意味，这意味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街头上、小报上的故事可能比它曲折十倍，但仍然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魅力。因为这里边包含了托尔斯泰本人的生命秘密。

    好的阅读者如果有能力去捕捉文字当中的隐秘，就要从文字中还原一些东西，从词汇和标点符号开始，进入一个作家在那个特殊时刻的激动、喜悦、幽默、微笑，还有愤怒等等。一个真正的文学阅读者能够通过文字，去接近一个作家在创作那一刻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多多少少回到写作者的位置上去。现在有的人之所以越是好的文学作品越是读不进去，就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想象力和还原力，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了普通的文字制品去读，所以才会觉得文学作品还没有其他来得更刺激更直接。这样的阅读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关于文学消亡的问题也就产生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这种能力———和十九世纪提出文学要完结的那批人一样，他们是没有悟想能力，没有进入文学阅读的一批人。

    文学的阅读和文学的写作是一样的，它的确需要先天的某种能力。比如说我们上大学，老师在不停地讲什么是文学，这样的教学当然是有用的，这有助于文学研究工作、文学入门。但因为文学阅读关系到文学的感悟力，而这种能力的很大一部分又是生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要“三七开”的话，也许七分是天生的，另外的三分才是学习得来的———可是不要说三分，就是零点三分都很重要———学习的目的是把你生命的潜能、生命里固有的全部可能，都挖掘和开发出来。

    作家的两种遗憾

    许多人说中国作家为什么写不好，即憎恨太多道德感太强苦难意识太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

    现在的作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实践和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写作方法，几乎文学史上的多种流派都得到了综合实验。但是粗略看一下，又会发现两种不同的创作———不同的遗憾。

    我们常常谈到，有的作家社会责任感非常强烈，有无法消除的道德义愤，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格外敏感，对底层的苦难极为牵念，始终关注弱者———这一部分作家的精神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这是一种人格力量。可是对于创作的分析，则要复杂得多。因为某些时候，那种立场、那种批判的理念，那种强大的责任感，也会把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给压迫了。作家本来是必须保留广阔的感性空间的，这个空间越大，飞扬的想像就越多，千姿百态无拘无束的可能性就越大，生命的绚丽爆发才有可能。

    所以对艺术家来说，无论具有多么强烈的关怀，多么坚定的立场，多么美好的关于人类生活的愿望，也还是有一个向艺术转化的过程。忧国忧民、苦难感，这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心灵质地，但不能是全部，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理念，让其压迫和局限创作的无限可能性。感觉的世界无限丰富无限开阔，一经压迫又会变得窄而又窄。

    在一个生活非常艰难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活得没有尊严，不同阶层斗争激烈，社会不平等现象异常严重，这样的社会，作为一个创作个体，他跟客观世界的对应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非常紧张的。只要身处这样的国度，只要还有一点良知，他的作品必然包含呼喊、反对、揭露的声音，有时难免会写出那种强有力的、像报告文学一样的小说。这种作家当然让人尊重和感动，他们有强大的动力源。但是，这种动力源也应是飞扬不羁的想像的源头，而不是相反。

    另一种作家生活在安逸的第一第二世界，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痛苦。从翻译过来的很多作品中可见，他们用尽了文学探索的各种各样的技巧和办法，写得千奇百怪，形式上的追求无穷无尽，总之非常精致———但那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是由他们的生存处境决定的，而这对于艰难发展着的第三世界的不少读者来说，看了以后总觉得没有什么内容，苍白，打动不了他们的心。

    这可能就是文学写作的两极，两种遗憾。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既不是匿名信更不是表扬信，也不是批判稿———一个作家无论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无论有多么强大的道德感，无论面对着多么尖锐的社会问题，无论具有多么旺盛的用文学发言的欲望，也还是面临着一个最为重大的任务，就是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有魅力的文学作品。物质生活社会环境非常舒服之地，真的会有百无聊赖，真的会有杯水风波，因为身边没有什么强烈的故事刺激他，人的呼喊的欲望，反抗的欲望，也就大幅度减少下来。他们做的更多的一件事，就是技法上的革命，就是催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主义。

    所以在第三世界，作家回归到一个真正的文学立场之后，会出现了不起的创作。回头看拉美的文学爆炸，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些国家经历了经济落后，贪污腐败、专制，军人统治，黑暗，毒品，一应俱全。他们一开始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文学写作的黑夜，但毕竟走过来了。他们在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在勇气方面，也完全抵得上欧美的一流作家———可是他们又多出了更了不起的一些东西，即更多的道德义愤，更多的忧虑不安，更多的苦难和憎恨。

    许多人说中国作家为什么写不好，即憎恨太多道德感太强苦难意识太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其实这些东西越多越好，这才是才华的真正组成部分———这些东西不但不嫌其多，相反它在作家身上永远是缺少的。问题是怎样将其转化为你的杰出的艺术，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写出好的作品。一个优秀的杰出的小说家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写出自己最好的虚构作品。在小说家那儿，只有小说的魅力，才能够把所有的愤怒、忧虑、揭发、呼喊，更有对整个人生和社会的伦理把握，尽收其中———小说那张虚构的网，可以把一切网罗在里面，囊括在里面。

    鲁迅当年的慨叹

    忧虑的灵魂，它本身就是才华。

    身在上海，我想起了一篇鲁迅先生的杂文，题目叫《上海文艺之一瞥》，就是当年鲁迅先生对上海文艺现状发出的慨叹。那个文章比较长，它其中写到：在那个年代上海有一份画报，叫《点石斋画报》。“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厉害。”“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先生接着说：“小说上的绣像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图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幅流氓气。”“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折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可见当年上海的这一份画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鲁迅先生那一刻是愤怒远多于幽默的。

    今天看，出现几个歪戴帽子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不可以，但问题是这样的孩子不能是标准，更不能是前提———不歪戴帽子连做个孩子的资格都没有了，这就荒唐可怕了。

    鲁迅先生当年的慨叹、郁闷，今天看又是如何？

    鲁迅当年其实把今天的许多奥秘都说尽了。鲁迅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的书三四十年前印得很多，结果引起了后来的反弹，有人反而不想再读了。其实这与鲁迅先生无关。不读鲁迅的书可是个了不得的遗憾，因为鲁迅谈到的好多文坛问题、文化问题、精神问题，是从人性的幽暗切入的，大多都能言中今日，人性中的许多问题过去和今天都差不多，表现出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他深入了人性的深层。今天流行的文学读物又是什么？今天歪戴着帽子已经不算什么了，已经远不够刺激了，今天还不知要把帽子戴在什么位置上呢。

    下流，无聊，何止是无厘头，何止是幼稚浅薄，更何止是苍白。不可忍受的是如此肮脏———有时候，许多时候，这些竟然变成了文学的前提。

    中国在走向所谓的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有两个东西长成了无所不能的可怕的妖怪：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性。这种欲望是人性中的合理部分，它属于每一个人，是人性构成中的基本部分。但是当它公然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全部理由，作为精神游戏的规则和标准去强化，并成为评判是非的法则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暴力，很少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人欲统领一切，作为一个硬道理放在那个地方，这个世界就危险了。

    《西游记》塑造了一个力大无边的猴子，他由石头里边蹦出来，拿了一个棒子，无论是何等神圣权威，更不要说权力金钱，只要不顺眼，挥棒就揍。可就是这样的一位齐天大圣，他有一次遇到一个妖怪，还是要仰面长叹———因为这个妖怪法力之大，可以让“土地佬”们“轮流当值”———七十二变的大英雄此刻痛苦郁闷极了，把那一张毛脸仰望天空，说苍天啊，怎么还有这样的妖怪？

    “土地佬”本来是一个命官，用现在的话说该是“守土有责”，却转而去给妖怪“当值”了。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妖怪非同寻常，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大家，都面临着一个无所不能的巨大妖怪，它已经让许多的“土地佬”轮流当值了。说到文学，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更不堪言而已。

    文学文化人士，专家，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区别作品，因为他有可能把一般读者感受不到的、文字缝隙里边的奥秘挖掘出来，有可能把作家最有魅力的那一部分给扩大出来，以抵达输送到最偏僻的角落———可是一旦为妖怪“轮流当值”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非常绝望。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已经看不到东方的鱼肚白。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又可以非常乐观———种种情形古已有之，乱七八糟的向下的东西，对人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们非常好的文学、非常好的文学家仍然在产生，并且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我们的精神生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还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人性里边还有另外一种有力量的东西，这就是向善和追求完美。

    毁坏的痛快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一个瓷器店里摆满了很多精美的瓷器，制作这些艺术品的人不一定受到推崇，不一定总能得到很多人的喝彩和理解；而且，他整个制作的过程是晦涩的、艰苦的，制作者可能光着膀子，还由于常年的焦思苦虑，弄到头发枯白面目狰狞：汗流浃背，满脸是泥，让人讨厌。因为他要劳动，他要制作一般人想像不到的精美艺术，其过程看上去不一定是迷人的。制作者是很痛苦的，有时候看上去甚至既疲惫又丑陋。但是有一天瓷器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小丑，这家伙生得逢时，生在一个以毁坏为荣的年代，于是他拿着棒子，歪戴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帽子进来，噼噼啪啪砸了一通———有人会痛心疾首，但也有不少人会觉得这家伙真了不起，干得真痛快，开始大声叫好！

    我们这个时代，砸瓷器的太多，辛苦制作的太少，保护精美瓷器的太少。我们真的进入了如此荒谬的时代。有一个日本学者惊叹，说日本正在迅速走向“下流社会”，我听了以后非常震动，被他对世界的忧虑和警醒所感动。

    批判的力度，忧虑的灵魂，它本身就是才华。我们还没有看到历史上留下来的任何文学大师，会是一个一谈起理想和崇高就吓得满地打滚的人。当然，他的理想应该是消过毒的，他的崇高也不是伪崇高，他的理想主义和追求完美的意志，正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永远不能够灭亡的元素，只有这些才能够支持我们的艺术和未来一块儿生存下去，让我们多少还能谈谈明天。（张炜）

    讲演者小传：

    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山东省栖霞县。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等职。1975年开始发表诗，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文论等。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散文《融入野地》、《夜思》、《羞涩和温柔》，长诗《皈依之路》、《松林》等。出版有《张炜文库》（1-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