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征集一封家书的文章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几日，本报编辑部一直电话不断，许多老人拿着一封封老家书找到本报，动情述说往事，深情回忆故友和亲人，感人故事让人动容。吴树声的故事正是由一封老信引出来的。讲述者是原淄博日报编委、高级编辑陈东升。陈东升是吴的弟子，他与吴相交50多年，飞鸿传书30余载，感情甚笃。他珍藏的吴老的一些书信都透着老作家对故园浓重的感情和深深的思念。

　　本文刊出的书信分别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信中，吴老与陈东升交流办文学杂志的经验，鼓励故乡文学青年奋发进取，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对故园的关爱。

　　“吴树声是我少年时的班主任，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在博山考院小学读书。他的民主自由思想和对文学艺术的热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影响。”说起当年的老师，今年已75岁的陈东升一脸深情，他告诉记者：“我与吴老师相交50多年，光通信就通了30多年。老师常在信中询问故乡的情况，通过书信，他一点一滴地倾诉着对故乡的情感，并在文学作品中进行了表达，应该说，吴老师对宣传故乡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上世纪40年代的博山，山青水秀，民风淳朴，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陶瓷琉璃作坊都浸透着韵味浓郁的文化气息。始于清代的博山考院小学也安宁而平静，陈东升和一帮同学，每天都会在那个叫吴树声的老师的带领下，一起上课，一块唱歌，颇具文化风韵的校园里回荡着他们快乐的读书声。

　　吴老师似乎特别喜欢班长陈东升，经常带他到家里去玩，还常讲一些文学知识。吴老师文学功底深厚，在小小少年的心里，老师的讲述就是他未来的梦想。

　　学习空气浓厚，日子恬淡美好，陈东升本来以为会一直这样接受吴老师的教诲，没想到，由于吴树声经常在学校里宣传进步思想，被日寇逮捕，脱险后便投笔从戎，从此离开了故乡。

　　“多年以后，有一次遇到吴老师回故乡，我才知道，他那时候就是地下党员，后来一路辗转到了革命根据地，一直坚持抗日，专事文艺宣传工作，写了《到敌后去》等不少文艺作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拿出一张早年的合影，陈东升深情地指着老师的肖像告诉记者：“但他一直没有忘记故乡，没有忘记我们。70年代，他在回故乡时的一次谈话中曾告诉我，当年他去抗日时，还想把我们几个进步学生带上，犹豫了好几个晚上，最后考虑到我们年龄还小，就放弃了。”由于各种原因，吴树声的第一封来信早就遗失，但陈东升仍旧保留着他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通信，并曾寄来在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为他平反的《安徽日报》。吴树声曾写过歌颂革命志士的长篇小说《在狱中》等文学作品。文革时期曾因此及其他罪名而惨遭迫害，后经中共安徽省委给他平反，当时他是安徽省文联的专职作家，曾任颇有影响的《江淮文艺》主编。

　　1989年3月16日他给陈东升的信中这样说：“这一年就在忙于《太阳》文学的创刊。长篇未写完，又搁下了。安徽的老领导、老作家们赶鸭子上架，我亦情不可却又上任了。刊物的广告及征订单寄您几份看看。您工作面广，有合适的人选，请他代为征订。”根据吴树声的委托和希望，陈东升在淄博向文学青年宣传了《太阳》文学刊物的特色，并作了许多组稿和征订工作，加强了淄博与安徽的文学交流。

　　解放后，吴树声一直在安徽从事文艺创作，他的一些作品还是抒写故乡的事。吴树声在通信中曾告诉陈东升：“我最近打算写一部书，书名就叫《矿山的早晨》，内容主要是描述淄博煤矿工人斗争史。”并给陈东升用毛笔写了一首诗：“珍珠汗雨天上星，乌云流进嫦娥宫。

　　是谁点燃太阳石，时代女娲属矿工。”歌颂淄博煤矿职工的光荣斗争史，充分表达了对故乡的感情。

　　吴老后来还专门回到淄博进行实地采风，并体验煤矿工人生活，在那段日子里，他与昔日弟子陈东升、丁健民等促膝畅谈。对于学生们提供的一些情况，吴老还一一做了笔记，说准备写到书里去。在1975年10月吴老来故乡进行采风活动时，还与陈东升等弟子专程到风光秀丽的博山神头大桥照了两张合影，吴老特意叮嘱拍照者：“一定要写上‘会师’‘故园三十二年前’的字样，好做个留念。”吴树声的夫人顾美琴是一名画家。为了宣传故乡，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曾携夫人返回故乡采风写生，夫妇两人还合作在淄博和上海等地举办了“吴树声、顾美琴夫妇书画展”，展标为我国著名书画家赖少其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由于受组织委派主编大型双月刊《太阳》，吴树声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矿山的早晨》不得不中断，他对此一直颇感遗憾，还专门来信述说这件事，并邀请陈东升撰稿和介绍文学青年。他在两次来信中都邀约陈东升“支持一篇故事性强的报告文学”。当时陈东升忙于编务，一直未抽空为《太阳》文学刊物撰稿，直到现在谈起此事，他还深感抱歉，对不起吴老师的委托。

　　可能是过度操劳和忙碌的原故，吴树声回故乡后没多长时间就因病故去，时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的那部描写淄博煤矿工人斗争的长篇终未完稿，成为未了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