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北大教授钱理群、黄子平就研究课题中的疑点一起“神聊”，提出建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三人谈”在学界“石破天惊”，名噪京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从潮汕农家到未名湖畔，从北大首批文学博士到博士生导师，数十年来书卷未曾释手，他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唯愿一辈子读书”、“学问应该做得有趣，学问也是人生，我希望能把学问和人生结合起来。”

　　北京初夏，万木披绿。北大附近的北京邮电会议中心，正在开会的陈平原教授特地抽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从会场走出，笑声爽朗，眼镜后的眼睛也洋溢着笑意，回忆家乡生活与求学经历，畅谈读书和学术著述感受，如与老友叙旧，快语如风。

　　武侠小说研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作为著名学者，陈平原著述颇丰，散文随笔时常见诸报刊，媒体镁光灯多聚焦身上。但他20世纪90年代初所作《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可以说最为“名声在外”，传播于专业圈外，曾掀起阵阵阅读热潮，许多大学学子的案头枕边都有此书相伴，至今名家学者文章仍不时从书中引述观点。

　　武侠小说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史记》、传奇，20世纪以来更成为走俏大众读物。“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千古文人侠客梦》介绍了这四种主要叙事类型，自文学及文化史的双重角度，探讨武侠的观念如何兴起发展，武侠小说的叙述模式如何传承转变，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娱乐媒介，武侠小说如何与历史社会，形成互动关系。

　　这本书被视为引领中国武侠文学登堂入室之作，时隔10多年，如今已成里程碑似的论著，其精深广博仍是现今泛滥肆间的各式文本所无法超越的。

　　当初，成为武侠小说研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陈平原的长辈中有语重心长劝他不要自暴自弃者，平辈中也有欣赏他洒脱什么都敢玩者。他自己解释说：“我宁愿把自以为精彩的人生感慨留给杂感随笔，而在论著中保持相对严谨的学术思维。当时，我一直从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我把从类型学角度理解和描述从古到今的中国小说变迁，作为研究课题。在我看来，雅俗对峙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同时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形式，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千古文人侠客梦》有着明显不同的读者群：或热爱武侠小说，或对文化史研究有特殊兴趣。一般读者关注前半部对于武侠小说的历史描述。专家们则更看重后半部的类型分析，认为其提供的结论，甚至可以用来解读游侠诗歌或武侠电影了；再次，将小说形态学的研究与文化发生学的探讨结合起来，力图沟通文学的“内”与“外”，使得此书的阅读与阐释，超越了文学研究界。此书研究框架及论述策略的设定，也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认为具备“发凡起例”的意义。“说实话，被人看作‘武侠小说研究专家’，不是一件很舒心的事。好在我著书立说的时期，武侠小说研究还没成为时尚，不至于被指为‘曲学阿世’。更何况，我讨论的是两千年来中国人对于游侠的想像，而不仅仅是新派武侠小说。”陈平原坦言。

　　曾因著书而被视为“校园侠客”，陈平原却说，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算是合格的武侠小说迷。他笑言：“作为学者，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

　　而且，尽管阅读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武侠小说，也曾废寝忘餐读武侠，可从来不曾当真，基本上把它当寓言读。在创作期间，有一次在广州火车站，小偷把自己皮箱抢走。皮箱里恰恰装有我为撰写武侠小说论著准备的资料以及部分草稿。如果小偷有兴趣翻阅，肯定会笑掉大牙。不过，武侠小说家如金庸辈尚且不会武功，又怎能怨我对付不了或许有武功的小偷？”

　　强烈读书愿望决定生命历程“少时山村里昏黄的灯光，深夜中遥远的木屐，盼望雨季来临以便躲在家中读书的情景，仍不时闯入梦境来。”陈平原忆起少年时期，感慨万千：“是强烈的读书愿望，决定了我的生命历程。”1954年生于潮州，1969年初中毕业，由于父亲被批斗，不能再继续念书，陈平原1969年秋冬之际回到潮州磷溪旸山村老家插队。父老乡亲对于这个15岁的孩子十分关照，只让他帮忙扛锄头。

　　每天劳动之余，读书成为陈平原最大的快乐。“晚上读书，有时有电，有时没电。最向往的是下雨天，这样可以躲在家里读书”。陈平原父亲是汕头农校的语文教师，喜欢写诗和散文，买书藏书。“在当时，他的藏书算是很多的了，尤其是文学和史学，所以我的趣味偏好于此，也是有渊源的。文革期间，学校关门，图书馆也关门了，幸亏父亲的那些藏书，让我那些年头并没有荒废。”

　　一年后，陈平原被安排在小学教书。16岁的他登上讲台，俨然就是农村“孩子王”。他笑言：“一辈子从小学一直教到博士班。”1978年，陈平原考上中山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在北大王瑶先生门下求学，成为北大最早培养出来的文学博士。

　　迄今，家乡人对陈平原记忆最深的，是他的高考作文为《人民日报》所刊登。“这是一篇并不出色，但影响很大，乃至改变了我整个命运的短文。15年后重读当年的高考作文，颇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可我还是珍藏当初得悉作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时的那份惊喜、惊愕，以及平静下来后的沉思。那是我治学生涯中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陈平原笑着说：“父老乡亲夸我的高考作文写得好，似乎我一辈子就会写高考作文。大概，无论我如何努力，这辈子很难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能让父老乡亲激赏的文章来了。”

　　自由读书是理想境界

　　陈平原学术研究范围广泛，专业上研究的是文学史，在学界，他最被认可的身份是小说史家，近年来更从文学史做到学术史，从学术史做到教育史，再到文化史，甚至关注图象与文字的关系。一直执着于学者应当“退守书斋”的他，对读书有着独特见解。“在我看来，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他说，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陈平原认为，“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正如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读书的姿态，应当是该“随便翻翻”、开拓眼界时，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可千万马虎不得。“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两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他认为，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

　　读书该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陈平原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

　　人物背景：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全国高校一、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