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仍提倡“法治”社会，可实际上仅靠法律能达成大治吗？《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刘邦进入咸阳城的时候，萧何从秦王宫里拉出了几大车的法律条文，甚至完善、细致到规定你种田时每亩地应该播种多少斤种子。可这有什么用呢？老百姓却在为“约法三章”而欢呼！因为道德沦亡，诗、礼、乐教化的缺失，人的道德败坏，则知法犯法、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情况都会出现，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另外，法律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也是用来管理人的，所以人治也就体现在法治之中了。礼制与法制如同车的双轮，鸟的双翼，缺一不可。我们要想建设和谐社会，就应该认真重视“诗、礼、乐”的教化作用，重构新世纪的人伦礼制，“齐之以礼，导之以德”，使人们远离法律制裁的红线，自动自觉地向善道而行。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国家的法律条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礼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它是教化百姓最重要的方式之外，礼也是提升从政者素质的必要保障，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基础。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礼记·礼运》篇先提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然后集中论述“礼”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积极作用。而礼的具体内涵，就体现在“七情”、“十义”之中。“礼之用，和为贵”，准确地说，和就是“十义”，而要达成“十义”，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

其一，礼是五伦关系中，主体双方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具称“十义”。我们不能仅仅要求臣忠、子孝、弟弟、妇听、幼顺。相反，更重要的是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只有居上者言行以礼，上行而下效，才能真正在全社会推行礼治。这正是孔子尤其强调，而后世王权为统治需要故意扭曲的部分。《八佾第三》篇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直指礼治推行不力的三条病根。《子路第十三》篇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宪问第十四》篇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可见“十义”才是礼制之本，而顺利实施“十义”的关键首先是在于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是自上而下式的教化，而不是自下而上式的愚从。“三纲五常”式的强盗哲学只是“儒家贼”们的故意扭曲和误解。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智慧，又岂可一错再错！

其二，礼并不碍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乃人之常情、常性，人皆有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所以古来圣贤都强调“随欲而治”，礼治的推行也是如此，他不回避人们的正常需要，更不会扭曲人的正常性情。《礼记》强调的是使天下人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自己的爱恶出发，能关心到身边人和其他人的爱恶，做到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所以“礼”并非后世假惺惺的客套，不是虚伪的做派，而是彻情彻性的外在行为体现。《先进第十一》全篇论述的，也就是七情和十义配合而致礼的内容。

孔子最后说：人心难测，不见其色，要使天下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除了大家各自知礼行义以治心，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喊喊口号，呼吁大家要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没有用的，只有人们能克己私欲，提高修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后才可能做出复礼之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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