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论语》整书的内容可知，孔子将其所悟内明、显用之学用于对普罗大众的教育，大致可分为几个层次：

首先是法制。“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政治行为，法制的完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人的教化来讲，属于惩戒范围。法律的作用好比是告诉别人“此路不通”，前边是悬崖。通俗地说，如同人穿的最后一条底裤，是底限。现在我们提倡所谓的“法制社会”，其实是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以为这条底裤能取代其他衣服。法制对国家治理、百姓教育来说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东西。

其次是诗、礼、乐。即是精神、道德层面的教化，包括思想正面、积极健康的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用以熏陶人们的思想情操，使建立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道德观。如果法制是底裤，那诗、礼、乐就是各种款式新颖、色彩鲜艳的衣服，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美好。等于是在法制的前边，加了一道防护栏杆，劝大家趁早改道。所以诗、礼、乐等精神产品是更高一层次的为政、教化手段，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第三是德。通过诗、礼、乐的教化、引导，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民崇尚道德，耻于犯法、投机钻营，以圆满德行、服务人群为追求。德本身是没有形象、表征的，代表一种清净、有益的言行，是克、伐、怨、欲不行焉的高洁品行，所以德以诗、礼、乐为载体，最后成就于人心，使人心向善、乐善。为政以德是更高一层的政治行为，是对从政者的要求。只有政治家、管理者先具备了这样的认识和道德素质，才可能引导百姓走向正道。

第四是道。道德的圆满，逐渐能领悟到形而上的天命。通达天命，才能发起仁、智的作用。也就是说：以法制、诗、礼、乐乃至道德的约束、引导而实现的善，都不彻底，只有领悟到“道”、“天命”之后，才能真正止于至善，不会再变易了，也就是孔子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仁也好，智也好，中庸也好，象泰伯那样的礼让为国的至德也好，都以悟道为分界点，得道后一通百通，能以“里仁”为乐。所以说天命、道的学问，是孔子学问中最深奥的部分。

法、礼、德、道四个层次的学问，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见图表四。

（图表四：教化次第图） 

从上图我们就知道，上古之人“以道治国”，尧舜禹“以德治国“，到周公、孔子的时候提倡“以礼治国”，而秦始皇的时候就只能推崇“以法治国”了。那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以法治国”也不灵了怎么办？下一步是不是要“以杀治国”？所以时代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物质生活日益发达是肯定的，可人心不古，本来清净的本性也越发迷失了，治国的理念就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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