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事实：

其一，《论语》中对子张、子夏在不少地方都隐有批评的用意。相反，对颜渊、曾子等人，评价都非常正面。子夏索居于魏，讲学河西，有较大影响，若其整理《论语》，世必有载。而曾子的为人就比较低调，与《论语》的“低调”一致。

其二，曾子是孔子最年轻的弟子之一，又是在“一以贯之”之道上获得过孔子印证的人，这符合曾子在《论语》中出现的场合、身份、时间、重要性等等事实。《论语》中，曾参自始至终尊称“曾子”，曾子的语录也很多，而且非常重要。如《里仁第四》中曾子将孔子一以贯之之道，阐述为“忠恕”之门径，而忠恕（克己复礼）二字便是《论语》证道修学的核心纲领。《泰伯第八》篇还收录了几条曾子临死前的语录，也在时间上证明了曾子的弟子最后完成《论语》的可能性。因为曾子去世时，孔子一传弟子还能活着的实在是极其少了。《子张第十九》篇意在保存孔子死后各弟子教学、传承的资料，曾子的语录是压轴位置，子贡殿后却意在借子贡之口赞颂孔子（因子贡在《论语》中并不称“子”）。可见在编辑者眼里，曾子的地位超然，仅次于孔子。此篇不见有子、仲弓、闵子骞的语录列在其中。再者曾子一直生活在鲁国，也方便他进行《论语》的编辑工作。

其三，有子因言谈貌似孔子，一度被子张、子夏、子游等人拥立为师。《孟子·滕文公上》载：

昔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hào）乎不可尚已。”

“强曾子”则表明，曾子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声誉日隆，逐渐获得弟子们的爱戴，是不是其他年纪大的弟子不愿意称非常年轻的曾子为师？又或者曾子之“鲁”是象金庸那样口才不佳，所以其他弟子才欲以有子“强曾子”？在拥有若为师的事件中，曾子能冒着得罪有若，及子夏、子张、子游等其他弟子的危险，力阻其事，其中原因何在？就我个人的猜想，曾子尊师、不想有若与师并尊而辱师圣名是其一；其二，若己无道，而使弟子尊之，外示圣人之状，君子不为也。元音老人在谈到宗门法卷传法时也是感慨连连：禅宗某些法脉，也不管弟子有没有悟道，只在老和尚死后，将弟子之一写入法卷，称后一祖，对禅宗的弘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道法自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人、师尊之名，可不是几个弟子拥立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真才实学、悟道立德才行的。后来有若遭弟子“起哄”，便是才德不够的原因。

《礼记·檀弓下》有一段曾子、有子关于“晏子知礼”的讨论，反映了他们二人对于礼的不同理解：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注意，《礼记》中曾子称“子”，有若则不称“子”）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在曾子看来，礼最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存心，而具体的礼仪形式则可以随不同情况而有所变化，晏子行礼时心存恭敬，所以他是知礼的。有子的看法则不同，他非常重视礼的外在形式，将遵守“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等的规定视为礼，而晏子违背了这些规定，因此认为他不知礼。

我们回顾《八佾第三》、《先进第十一》及《论语》其他篇章对礼的阐述，无疑是强调礼贵在用心，而不必拘于形式的观点。这就说明：曾子的观点与《论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一致。而整篇《论语》“忠恕”、“克己复礼”的纲目都是“礼”。所以曾子之好礼，确实是抓住了孔子心性之学的关键，若非悟道之人，绝无此等智慧。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