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论语》的编辑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汉子·艺文志》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孟子题辞》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结集。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结集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为。如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可见，一般都认为《论语》成书较早，为孔门弟子所编撰。可我却有以下疑问：

其一，如果《论语》是七十子所共同编撰，那就应该是孔门大事，缘何未见其他史料记载？在孔子弟子的论述中几乎未见援引？我们深入了解《论语》，知道它不是简单的语录堆砌，必定花费了大量心血，何以当世《论语》的流传又如此低调？又以众人的挑剔眼光，怎容得有若、冉求、闵子骞时而称子、时而不称子的错误？

其二，如果《论语》乃仲弓、子夏或子游所编撰，那他们三人在《论语》中何不称“子”？以子夏懂得“炒作”的性格（在西河讲学，名声大噪，被世人称为孔子二世，他却不避嫌，为此曾子还批评过他），他授课什么内容都讲，为何独不授《论语》？子夏后来启发了法家，想必能逃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论语》又为何会遭难？从《论语》的内容看，非常偏重于道、德，即便阐述为政的内容，都以道、德心性之学为基础，子夏被孔子认为文学有特长，不是道德方面的典范。德行突出者包括“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渊、冉伯牛去世较早，如果《论语》是仲弓、闵子骞编辑，同样的道理是：他们何不被尊称为子？他们的语录何其少也？他们竟没有在《子张第十九》篇出现？

那么，《论语》真是凭空冒出来的野孩子吗？后学以为，我们忽视了同样是德行突出，而行为低调的曾子。

通篇解读之后我们知道，《论语》全篇布局井然，篇篇说理通透，构思绝妙，各篇之间相互配合，是一整体，定是智慧高明之人的构思，而绝不会是多人简单凑合而成。《论语》全书义理道见隐含着强烈的曾子特色：崇礼，以礼为纲；务实，强调实行践履。如：

《学而第一》末后几章都讲“礼”对学习的重要作用，礼是学习的重要内容；

《为政第二》以四条“孝”的语录比喻为政以德的四个阶段；

《八佾第三》全篇探讨礼的本意，礼用的原则；

《里仁第四》以“孝”的四条语录阐述曾子提出的“忠恕”的深刻内涵；

《泰伯第八》有曾子的四条语录，强调以礼修身的内容；

《乡党第十》以孔子的言行表达孔子在工作生活中礼的行履；

《先进第十一》全篇讨论“礼”的演进应注重情、性的“朴野”；

《颜渊第十二》全篇贯穿“礼”对里仁的纲目性作用；

《季氏第十六》强调学习“礼”才能避免误入歧途；

《阳货第十七》强调礼乐学习应避免“巧言令色”而成伪君子；

《微子第十八》其实也是讲礼，行履、行愿。

综上可知，整部《论语》都隐含着强烈的曾子风格，贯穿着重礼、重行证的精神内涵——克己复礼、忠恕。所以，《论语》以曾子主导编辑而成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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