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于汉初发现，传世已有两千多年，历朝历代的注疏汗牛充栋。但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当属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些注解分别引领了同时代人学习《论语》的新高潮，其中尤以被官方纳入法定教材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甚。五四运动以后，人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标志着西学东渐的开始。从此《论语》等儒家经典被当作封建意识形态来看待，人们对《论语》的解读也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年代，才逐渐有了《论语》新的白话文解读。传统文化复兴的灯火，又重新照亮起来。下面我想就将影响较大的几本《论语》新解作一个评述。

　　杨伯峻《论语译注》：一板一眼见功深

　　《论语译注》成书于1958年。

　　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更是一位重要的经学家、甲金文学家。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首先，他的“增字解经”法受人非议极大。

　　所谓“增字解经”，就是使用原文中并不曾出现的内容，来补充说明经文的含义。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杨译：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

　　译句括号中的[懂礼仪]、 [掌握了各种知识]，便是《论语》原文所没有的，也并非是经文中隐含的意思，而是杨先生为了对经文有所解释，使读者容易读懂白话翻译，而硬加于其中的，它未必符合经义。这种增字解经的做法，很可能会误导读者偏离经文真正的含义而不自知。

　　再如：《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杨译：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

　　译句括号里的内容，便将经义拘定为“对于事业”而言了，实则未必。

　　当然，杨伯峻这样做的原因，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论语译注》全书旨在译、注，并不作经义的发挥阐述，使无个人意见搀杂其中。但这又很难完全做到。所以杨先生在译句不顺畅或读者难理解之处，不得已要增字。此增字可视为作者的加注，而不可视为原文所隐含之义，否则就难免谬误远矣。

　　其次，在一些语句的解说上，常有前后矛盾之处。

　　如《论语·学而第一》中的“学而时习之”，杨译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但后文曾子一日三省之“传不习乎”，杨又译为“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两个“习”，他在注释中明言：这“习”字和“学而时习之”的“习”一样。可翻译时一作“实习”，一作“复习”，并不一样。类似的问题还同样出现在“仁”、“立”、“礼”等字上，使读者常感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