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师母下放时跟妈妈在一个生产队里吃了三年同锅饭。这几张反射着往昔之光的照片都是集体照，最少的也有三人，但一眼我就认出了妈妈——那个薄嘴唇高鼻子眼睛微微凹进去的女知青——即使是穿着那个时代土得掉渣的衣服，也掩饰不住一种艳光。师母告诉我，妈妈能歌善舞，是有名的美人。那爸爸呢？他又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在日记中反对一下文革就要把他枪毙了？文化大革命凭什么这么阴毒？
我爸爸叫楚解放，是当时县里革命委员会最年轻的秘书。他是个标准的白面书生，戴副眼镜，不爱说话，常低着头边走边想事。在县里的一次文艺汇演中，他被派去写台词，结果和妈妈一见种情。他们是典型的才子佳人，走在一起自然引得别人羡慕不已。但就在妈妈要调回城进县文化宣传队时，一个晴天霹雳打了下来，爸爸一夜之间成了阶级敌人，罪名是在日记中狂妄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证确凿，不容辩驳。那时正是全国最紧张的时候，结果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后他家里的人为避嫌疑，竟不去收尸，是我名份未明的妈妈偷偷摸摸地把他埋了。
埋在哪里？我砍断了霍老师艰涩的叙述。看见他摇摇头，心里紧痛，又重新陷入一片浓黑。
后来妈妈也失了踪。几个月后，也就是毛泽东逝世不久，有人在河中发现了的尸体。
你外公外婆都不在了。你爸爸家还有些亲戚，等过几天我带你去。
我不去。我不得认他们。
你也莫要太怪他们，当时是个那样的环境。
心里冷笑。环境算个什么借口。要是苏丽被人害了我必不顾一切替她报仇，何况只是领尸。长长吸了口气，我直视着霍老师道，我只要你带我去见霍书记。
霍老师手一抖，杯子溅了一地碎片。
你见他干什么？
我要看我爸的案卷。
没想到霍老师道，那有什么看场？不用看。
我想晓得到底是哪个杂种告的密。
霍老师的脸又一次变得惨白。
又一道闪电划过。我跪下来，霍老师，你肯定晓得！你一定要告诉我！
手忙脚乱地扶我起来，但扶不动，他脸上泪水纵横，小龙啊，你不要记仇。是我那个堂兄一时糊涂，他是猪油蒙了心，他也喜欢你妈妈啊……。
我懵了，勾下头，手掌用力按地，立刻传来尖锐的疼痛。没有避开，这种疼痛根本不算什么，它还能够使我清醒。我需要清醒。这一切太突然，太复杂，也太凑巧了，我必须冷静地好好想一想……。
妈妈的墓在城西边上的坟山里，不高，墓碑是后来补立的，刻着我外公、外婆和舅舅的名字。外公外婆现在就躺在不远的地方。我知道他们是南下干部，对妈妈要求很严，这直接导致妈妈怀孕后不敢告诉他们，而是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生下了我。我能够原谅他们，但我绝不会原谅另一些人。霍老师站在一边，肃然无语。风吹动他早白的头发，一如吹动墓上的宿草。
从山上下来时，两人一直沉默着，并肩走到城边。
我想去找舅舅。
霍老师点点头，想说什么，最终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勾着头走了。看着他深蓝色瘦小的背影消失在路上，我心里沉得很。
机械厂在县城东部，我可以坐车迅速抵达但我还是选择走路——需要身体的劳作来减轻精神上的重压。似乎什么都在想，但什么都没想清。恍恍惚惚走在大街上。刺耳的警笛声冲进耳中，总算让我回到现实中。出人命了，出人命了。我看到人们交头接耳，脸上呈现出高度的兴奋。这种兴奋以往见得太多，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现在我却有种强烈的厌憎。对别个的死你就高兴，等你自己屋里死了人你就晓得痛了。在心里咒骂道，我又无力阻止他们残忍地兴奋。只有加快脚步，想逃离这无处不在的密网，却隐约听到胡传的名字，耳朵立刻尖了起来。
你没搞错吧？
是胡传。
倒底是何事？
他老婆偷人，他去捉奸，哪想被那个男的杀了。
真的，太划不来了。
听到讲，那个男的就是他请的保镖。
他老婆我早看出是个狐狸精。
你现在又讲有什么用？
……。
内地工厂跟沿海相比根本是两码事，就好象吸毒吸坏了的人跟健康人没法比。机械厂一看就知道是停了产的，那块招牌也不知有多久没收拾了，灰蒙蒙的，一点也没有以前的气派了。进去时没人管，大概门卫也早已下岗，到广州打工去了。这地方，以前也来玩过几次，有次还同厂里的伢子打了起来，把其中一个打得鼻子血飚出好远，差点没跑脱。但那时哪想得到自己的亲舅舅就住在里面。那时我还以为自己是个爸妈不要了的野孩子，所以总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同，不愿跟同学和在一起，总是单独行动。那时我就很冲，心里憋了股无名火，看这个世界不顺眼。现在我依然愤怒，只是多了一些悲凉——我已明白有些事情怪不得任何人。也许冥冥之中真有种命数吧。命中注定我就是那个要孤独一生的人。尽管身边有苏丽，尽管她对我那么好，还是觉得孤独，尤其在杀人收帐的时候，我总感觉一无所靠，只有凭自己的力量和勇气。苏丽不会觉得孤独，因为她靠着我。而我没有地方靠，还要照顾靠我的人。大概真正的孤独就产生于像我这样做主的人吧。想清这一点，腰杆不自觉地挺直了一点。前面是上坡路，坡顶有个小女孩孤零零地走下来，衣衫的颜色倒是很鲜艳，但走近看却显得破旧；十一、二岁的样子，抿紧了嘴唇，眼睛红红的。看清她的样子我心里就一动，半蹲下去，小妹子，哪个欺负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