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抢劫前先健身的强盗，曾做过训兽员的消防员手拿火圈让被营救的人从中间钻过来，你的漫画往往是以奇怪的逻辑让人爆笑。近日你又有两部作品《整形BAR》和《煞有奇事》在内地出版，还是延续以前的风格吗？

    萧言中：我想是的。《整形BAR》将整形手术所造成的结果，其实大部分是很残酷的，通过别人称之的“短路思维”转化为有趣、滑稽的画面。而《煞有奇事》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三个多月创作出来的。我经常想要强调“幽默感”的重要性和正当性，乐观健康的心灵及生活态度。漫画中的故事和角色尽管有时结合了一些真实生活中的现象，但主旨仍在于以趣味活化心灵借以驱除枯燥困乏的心情，并振奋精神，我也因此才乐此不疲地不断创造出一个个擅长自我解嘲的漫画人物。

    新京报：因此我觉得你看待世事的视角很像孩子，很奇怪，年近40的你为什么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孩童心态？

    萧言中：性格决定作品呀。我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很自由的空间，很多心愿、兴趣都可以完成，因此人生态度非常积极、乐观。乐观的人往往单纯，心态也就相对健康。

    新京报：你的作品八成以上是单幅的，有人认为单幅漫画不用构思情节发展、人物命运，是个偷懒的办法，你认为呢？

    萧言中：简单的东西不一定容易。由于没有连贯的情节，因此每一幅单格漫画都要重新塑造一个故事，点子的消耗量很大，而且不能重复必须新鲜。同时要求整幅画一定要有爆发力才能达到效果，这些对创意都是个极大的挑战。

    新京报：你认为有没有一个共同因素导致朱德庸、蔡志忠、几米和你的作品能够广为流行，你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

    萧言中：我觉得是创新原则。蔡志忠是第一个将古典故事和漫画结合在一起的人，朱德庸是第一个以都市中男女关系为主题的漫画家，几米忧伤的绘本也非常与众不同，而我在台湾则是第一个创作单幅漫画的人，并且在以全新的视角寻找快乐的元素。

    所以我常对喜欢漫画的小孩子说，你们不要整天埋头练画工，就漫画来讲，创意比画工重要得多。画漫画就是在比赛讲故事，谁的故事最精彩，最有创意谁就胜出。

    当然，由于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不一样，我们几个人通过同一件事情所观察到的东西也不可能一致，几米可能看到感慨，朱德庸可能看到讽刺意味，我可能看到蕴藏其中的幽默。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解析，然后将一个局部无限放大，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漫画风格。

    我的创作习惯是先从一件事上得到启发，找到创作的主题，再按这个主题去解构其他事件，于是形成一个系列。

    新京报：除了做职业漫画人外，你还搞舞台剧、策划演唱会，因此，朱德庸说你“不务正业”，并劝你不要浪费自己的天才，你接受这个忠告吗？

    萧言中：当然感谢朱德庸对我的关心，但我认为“不务正业”正是我创作漫画的素材和创意的来源。我一直有多种爱好，喜欢接触大量的不同背景的人，上小学时就结交了二十多岁的朋友。从“不务正业”中，可以吸收到不同层面的生活养料，近距离观察各行各业的人，这样创作的角度就是多层次的。

    创意来自生活，我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积累大量的经验填到自己的“资料库”去。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不在让读者感到新鲜，读者的生活经验已经超过你时，你就会被抛弃。因此我要用力地去生活。

    新京报：目前谈到内地漫画的发展道路，很多人都在提“本土化”，台湾在这方面有什么让内地可以借鉴的经验吗？

    萧言中：在我出道前10年，台湾也是大量模仿抄袭日本漫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漫画界开始提倡本土化。当时有一个刊物大量使用本土漫画，有了舞台就产生了我、蔡志忠、朱德庸等一批本土化漫画家，当时称我们为“新生代”。但是现在，台湾的漫画家似乎又“走回去了”，又开始对日本的模仿，目前台湾的漫画市场和内地差不多，90%以上都是日本漫画。

    我认为漫画发展是要靠外界环境的，要有组织，而不能只靠漫画家个人的努力。占漫画市场主要份额的是连环漫画，但台湾知名的漫画家不是画单格的就是画四格的，不是我们不愿意画，而是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既能讲一个好故事，又能画得精彩。

    在日本和美国，漫画业已经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出版社或者其他组织会做市场调研，研究两年后会流行什么颜色、什么类型的故事。然后分别找擅长写故事的人编故事，擅长画画的人配图，有组织地分工协作。还帮漫画家“养”助手，一般作品的稿酬付给助手，漫画家拿版税，非常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