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漫画家，系列作品《双响炮》、《醋溜族》、《醋溜CITY》、《涩女郎》风行海内外，在内地销量已达百万之上。
　
　 出生：1960
　属相：鼠，白羊座
　家庭成员：一妻一子　
　血型：O型
　兴趣：画画
　出版：台湾及内地各14本

　　那天下午，北京的空中似是而非地下了点儿雪。我走进大堂时，朱德庸正望着窗外，一副赏雪的神情。

　　朱夫人也不是初识，用不着介绍，但我仍拿不准该如何称呼她，因为朱德庸自己就变来变去。前几天他人在台北，电话中说起来，还是“我夫人、我太太”的；到了北京，电话中已是“我爱人”如何如何。

　　朱德庸这一次来北京完全是自费，用他的话说：“就是来玩儿。自费的好处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像前两次那样被拘得死死的。”

　　在世界上走了不少地方，东西南北的风土人情虽说滋润了朱德庸的心怀、激发了灵感，但他最受不了饭店生活的千篇一律，“人总是关在一个差不多的框子里，呼吸着空调的气息，隔着玻璃看世界。”这次来北京，他对朋友的唯一的要求是，一定要让他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像一个普通的北京人那样活几天。

　　朋友为此煞费苦心。最后的安排算是基本符合要求：一座小型宾馆，座落在交错的胡同中，建筑特色介于古色古香和土里土气之间。

　　仅住了一晚，夫妻俩就冻坏了，朱夫人患上了感冒。尽管如此，朱德庸还是很得意，仿佛实现了一个天大的愿望，“在台北，不会有这样的地方、环境和心情。”得意后的朱德庸就来了淘气劲儿：院内的几座名人雕像别人都敬若神明，他却笑嘻嘻地说，夜间出来散步，碰上这些雕像一动不动的，挺吓人的。

　　北京的变化让朱德庸很吃惊，“是那种一节节的跳跃式的进步，每次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听到别人夸家乡我是很受用的，但我知道此次是他在短短一年半之内第三次来京。如此的密度还能分辨出“一节节”的进步？也许是朱先生太客气了。

　　不过朱德庸有他独特的观点。在他看来，了解一个城市并不一定要研究、调查，只要生活在他们之中，留神他们不经意间的举止言谈就足够了。“我看一个文化是否先进，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拥有多少幽默的因素。一个群体只有在更宽容、具有更强理解力的情况下才能创造更好的文明、更多的幽默，反之亦然。北京进步很快，就因为北京人非常幽默。”

　　把幽默当做北京进步的证据，倒是前所未闻。去年朱德庸来京匆匆一行，初识了一些北京的朋友，看来这些人颇给北京争气，一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时出隽语，让朱德庸在一旁听得心旷神怡又有点儿“心虚”。这位漫画作品在海外风行不衰的幽默大师，有点儿“不安”地问记者，“你们这儿有这么多幽默，北京还需要我吗？”

　　也许就为着这份迫切，台湾那边儿的新书尚未杀青，朱德庸抽个空儿就带着夫人来了。揣上人民币，在老胡同里尽情地转，不进饭店进饭馆，跟朋友聊天，看看老房子老家具。朱德庸一边喝着信阳毛尖，一边向我描述着他即将开始的在北京的“幸福生活”。听着这份宏伟蓝图，看着他的志得意满，我琢磨着这个蘸着醋、点着双响炮还偷觑着“涩女郎”的老顽童，是怎样隐藏于一副文质彬彬的形象之后。

　　“他外表像大人，内心永远是个孩子。”朱夫人的判断不知是否扎中了朱式幽默的根源。朱德庸有一爱子，名唤作朱重威，君子厚重有威的意思，很是一本正经。但孩子的小名马上显出父亲的“不正经”，叫“动动”。动动的父亲曾很正式地要求儿子“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爸爸，要把我当成你的弟弟。”朱老弟言必信行必果，据他自己骄傲地声称，和儿子玩游戏从不让人，“一般是儿子哭着找他妈去了。”不过“孩儿他妈”也很难幸免。“当年我们刚结婚，到了巴黎，我大喊大叫———我要征服这里的女人。”

　　当年当着夫人的面喊叫，如今当着夫人的面回忆，朱德庸神色坦然，记者却有点儿心神不宁，从眼角偷看冯女士的反应。好在朱德庸早就预留了“后路”，“有的人(比如我)说到而做不到，做不到而偏偏又在说，这本身不正是说明着人生的幽默与荒诞吗？”我们一齐哈哈笑了，因为这话很聪明，既算是一条不坏的定义，又解了他自己的险境。

　　我顺势请教他，在日益紧张的生存压力下，幽默的产生会不会越来越困难。每天都生活在报社编辑催稿的压力下的朱德庸不以为然：“其实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幽默。因为人原来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长大之后才会知道我能征服、能掌握的是那么少。我做不到，我失败了，但我还能笑。这就是幽默的功用。”

　　我的附和之词还没出口，朱德庸出乎意料地马上用内地的习惯语言追问：“我这样是不是很阿Q？”在座的人又是一阵笑。

　　以前问过朱德庸的年龄，忘记了，不好意思再问，反正他是人渐中年了。于是我向他列举了不少中年艺人“改行”的事儿：张艺谋拍MTV、宣传片；李安的伦理片难以为继干脆搞起了武打；王朔写不下去只好挟着包上班。朱德庸享名已有十余年，面对艺术上的困境是否也有另起炉灶的打算？

　　“自然而然最好，不要勉强停止或维持。《双响炮》、《涩女郎》等作品系列都不是计划出来的。到了某种时候，它自然就出生了。”朱德庸的态度明摆着是随遇而安。“现在画画还毫无问题，真要是有一天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可做的事还很多。我一直很喜欢雕塑，也爱干木工。”朱夫人在一旁向记者展示了漫画家在家中家具上刷油漆的劳动照。看得出来，照片上那劳动者的表情幸福而专注，绝不像是被迫从事家务劳动。

　　临别之际，我问朱德庸有无可以帮忙之处，他一脸“馋相”又有些不好意思地问：“‘王府’边上有家‘大馅饺子’，上次吃了一回，昨天赶过去却找不着了，你知道它搬到哪儿了吗？”

　　那神情，让我觉得很像一个久别家乡的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