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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充满创造精神、直率真诚的人 他的艺术成就与齐、黄并举 他参与设计国徽的内情首次披露 他是《大闹天空》人物造型的创作者 采访手记： 对于一位离开我们半个世纪的老艺术家，还能记住他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了。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今天仍在无时无刻地享受他留给我们的艺术文化遗产，到处都有他的影子，那么，我们会不会想去了解他，走近他，问一句，他是谁？这位老艺术家叫张光宇。 张光宇64岁辞别在1965年——那个越来越趋于偏激而无心顾及艺术的年代，他无声无息地走了，没有戴着荣誉的桂冠。他的一生只是一名普通的美术工作者、劳动者，从来没有因享受不到应得的荣誉而感到沮丧。但实际上，许多优秀的美术家都对张光宇先生的艺术成就予以相当高的评价，都为他的贡献长期被埋没而不平。其中，著名的画家张仃先生更是不遗余力。早在十年前，他就不断在杂志上写文章，发表言论，评价张光宇先生的成就，呼吁后人重视他留下的文化遗产。 张仃先生的充满深厚情谊、充满学术力量的努力推介是卓有成效的。近年来，人们终于渐渐认识到张光宇先生的价值和意义。在纪念张光宇先生诞辰104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专访了张仃先生。 张光宇（1900-1965年），江苏无锡县北门塘的一家祖传郎中的长子。 15岁经上海名伶张德禄说情，为著名的京剧戏院“新舞台”的布景师、兼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的张聿光（校长刘海粟）做学徙工。 1919年张聿光把张光宇推荐到《世界画报》，任助理编辑。每期刊物上都出现张光宇的“钢笔画”和“谐画”——就是他后来40余年中孜孜不舍的艺术——漫画。 后来他主编了《上海泼克》《独立漫画》《抗日画报》。他还主持了编辑《时代画报》《时代漫画》《万象》等刊物的时代图书公司。 1938年全家到香港。 1949年广州解放的第一个早晨，张光宇为首的画家们所画的10米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广州爱群酒店的13层楼一直垂到二层。 解放后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来中央工艺美院成立，又在中央工艺美院任教。 他为人民大会堂及其它国家建筑的装饰设计，为哈尔滨、青岛市城市作美化设计。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屈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闹天空》是他出色的作品。 《漫画》杂志编委，主编《装饰》杂志。 50年代末，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他抗战后期的《西游漫记》。 1965年5月4日因病去世。 张仃是张光宇的私淑弟子 记者：您与张光宇先生相识相交半个多世纪，今年是张光宇先生104周年诞辰。不论在他生前或身后，您一直把自己作为他的私淑弟子，尽管您一度成了他的领导。但您对张光宇先生的人品、艺德一定有很多感受。为了纪念他，为了让有志学习他开创的事业的人不要忘记他，我们请您谈谈张光宇。 张仃：1936年我17岁，因参加进步活动入狱，刚从监狱放出来，一无所有，只有靠手中的一支笔谋生，但我画的漫画常常被退稿。我在北京见到张光宇画的《十日谈》，凭直觉断定他一定是一位正直的艺术家。他特别有勇气，矛头直指蒋介石和日本人，丑化对象妙极了，那种夸张极有装饰性。我自认自己的画风和他趣味相投，就开始给他的漫画杂志投稿试试。我当时寄了两幅画和一篇短文，将《买卖完成》《春劫（节）》寄出后，心里没底。为了谋生，我流亡到南京，竟然在书店见到了张光宇办的杂志，翻开一看有我的那幅画，不仅制了铜版，还加标题列在“全国漫画名作选”里。我当时一张画的稿费一般是一块银元，张光宇一次就给我15元。后来我又给他画了一些。他还将开给我的30块银元的稿费存在他那里，想来是希望我自己去取。抗战爆发后我流落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张光宇。他一见我，大笑着用上海话说：“小赤佬，我以为你是个大个子，是条东北大汉，原来是个小张学良。”他兴高采烈地打电话找叶浅予、鲁少飞、胡考等几个朋友，我们聚在一起聊了整个通宵。 后来我加入了“漫画宣传队”，又到了延安。我在延安时和胡考准备筹办一本《新美术》，听说张光宇从香港到了重庆，就专程从延安到重庆，希望得到张光宇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这些从延安到重庆的人是被国民党监视的危险分子，张光宇一点都不在乎，像以前一样真诚地对待我们，对我们想推动美术事业的想法大力支持。 这时“皖南事变”发生，时局紧张，周恩来派人来要求我同艾青、罗烽等秘密离开重庆回延安。为了遵守组织纪律，保证其他同志的安全，我只得与张光宇不辞而别。 1949年我再次见到张光宇，他对我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气愤”，但也十分理解我。他是一个充满艺术创新精神，又很直率真诚的人。 张光宇可与齐、黄并举 记者：过去人们谈到中国画的时候，将黄宾虹先生与齐白石先生相提并论为“南黄北齐”，视为近代中国画家中有代表性的南北两位艺术大师，这显然是当之无愧的。据我所知，您曾将张光宇的艺术成就与齐、黄相比，并提出张光宇可与齐、黄并举的高度评价。您能具体谈谈吗？ 张仃：齐、黄两位先生一个坚持“创造”，一个坚持“师承”。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十分热爱生活。齐白石先生为百鸟传神，为万虫写照，他的艺术充满生机。黄宾虹先生生活于“师古人”为主要艺术潮流的清末，但十分注意“师造化”，游遍中国名山大川，打下千百张草稿，使自然的山水，深印于心。他的画是抒写自己心胸中之丘壑。 齐、黄二位先生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通过作品最出色的回答了什么叫“创造”与“师承”。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时代，身体力行的艺术革新家，也是推陈出新的先驱者。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画领域的两面旗帜。 张光宇是当代中国伟大的艺术家，他逝世至今，多年了，但他的艺术还没被社会充分认识，没有得到宏扬，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我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一大漏洞：主要篇幅叙述正统艺术与艺术家，中国画、油画，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而漫画、插图、装饰画、实用美术等介绍得微乎其微。但张光宇及三十年代一批老艺术家的作品深入千家万户，其社会影响之大，较之中国画、油画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一直认为张光宇作品的影响力决不小于齐、黄，他在漫画、装饰画、艺术设计上是一面旗帜。因此，我认为张光宇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功绩可以与齐、黄并举。 记者：有人认为，三十年代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文体不是小说、诗歌、散文，而是杂文，其代表作家为鲁迅。绘画最高的画种不是中国画、油画，而是木刻与漫画，其代表作者为张光宇。您对此怎么看？ 张仃：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外敌入侵，当权政府腐败，民生涂炭。而杂文与漫画是最需要有敏锐的政治嗅觉与迅速而强烈的艺术表达手段。所以说杂文与漫画为“战斗匕首”，是与黑暗势力搏斗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能深入各个阶层和平民百姓之心。 张光宇30年代初是个自由职业者，但又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漫画家。抗战后期，思想更加进步，更靠近进步力量，日冠投降后，在香港成为“人间画会”会长、艺术家的领袖。 记者：您能概括地谈谈张光宇的艺术特色吗？ 张仃：他的艺术最鲜明的特点是，造型观念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体型一样，“内方外圆、“圆中寓方”、“方中寓圆”。这是中国从三代青铜器、玉器，到后来金石书法美学上的重要规律，被张光宇继承过来，加上他的现代艺术修养，又加上他独特的艺术语言，天才地发扬光大了，形成了“张光宇风格”，也成了“装饰风格”的代名词。 向今天的年轻美术工作者介绍张光宇的作品，无疑对漫画、装饰艺术的发展与提高，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记者：您的观点与廖冰兄先生的一致：后人可以超过他，但不能绕过他。 张仃对设计国徽保持多年沉默 记者：您是国徽的设计者，但您对这项伟大的贡献一直保持了多年的沉默，是您不愿张扬的性格原因？还是另有苦衷？ 张仃：张光宇对祖国、对美术事业有几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参与了国徽设计，他参与提出了一些设计意见。他不同意梁思成先生以“壁”为基本形象，坚持以天安门为基本形象的构思，而且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我作为设计者，提供艺术意见者为张光宇、周令钊，助理绘图者：曹肇基。我当时在前门找了一个木工帮助雕刻木制国徽，最初是将我们制作的这个木制的挂上天安门的，挂的那天我亲自去了。 张仃见到了毕加索 记者：您五十年代到巴黎见到了毕加索。到目前为止在国内您可能是惟一一位个人藏有毕加索真迹的人。您谈谈印象中的毕加索。另外追求“毕加索风格”是否意味着放弃纯写实手法？ 张仃：五十年代我随团到法国，当时没有安排见毕加索的日程，我说都到了这里总应该安排见一下。见毕加索我是有准备的，临行前我就带了一对民间收藏的“门神“，非常漂亮，但一请示团长，那位女领导说那是封建迷信，不让我送，只得改送一本画册。 毕加索的家十分简陋，沙发的弹簧向外翻露着，看上去他身体已不大好。我们之间的语言不通，有翻译交流也难。 我邀请他来中国，他说自己老了，会为此付出全部精力，那么只有死在中国。 我喜欢毕加索。我所知有限，尤其是绘画艺术，用语言解说是徒劳的，甚至会歪曲。 张光宇不仅是漫画的奠基人，在插图、黑白画、电影艺术、舞台美术上亦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色彩大师。 全世界都知道《大闹天空》，却不知道人物造型的创作者是他。他在美术领域的方方面面播撒了装饰艺术的种子，开创了装饰艺术的学派。 张仃先生认为：如果我们中国画可以因为有李可染先生而荣幸，那么，张光宇先生的装饰艺术则是亚洲人的骄傲。 张光宇先生不名于今，然而他却是今天众多名人的发现者。张光宇先生晚年清贫，然而却给后人留下了享用不尽的文化遗产。（(佚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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